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听于尧这么一说，苏超觉得这个机会还真的是蛮大的。
苏超一直都知道大同镇是明代漠北白莲教传播的重心，不少白莲教徒隐匿城内，择机而动。
同时大同府因北控边鄙，南辅圻甸，是拱卫京城安危的锁钥，又因大同“无山设险”，紧邻河套，易攻难守，成了北敌南寇山西的“必窥之路”。
为此，大同重兵云集，并由代藩坐镇，纲维重地。
在明代中期各边军饷欠缺的风潮下，大同府亦未能幸免，军饷一度“经年未支”。
地方有司为防激变，左支右吾，极力协补，但是终究因为数额过于庞大，致使大同深陷艰难窘迫之境。
而大同守将又罔视危况，抚驭失宜，驱众严苛，修堡筑边之役休番无期，军心益加怨怼，终酿成了嘉靖三年与嘉靖十二年的两次大规模兵变。
迭遭外患与内变的大同，城垣失修，城防大坏，不少地段仅存下城防的大概形状，毫无守御功能。
苏超知道身处大同城内的代府宗室，既不能幸免鞑靼抄掠之苦与兵变骚扰之累，更是深陷宗粮无着之困中。
从明成祖开始，为消弭宗室称兵谋逆之患，朝廷对宗室实行“藩禁”政策。
宗室在“藩禁”政策的禁锢下沦为坐食宗禄的寄生群体。
宗室禄粮仰给于有司，就食于附近州县。
各府宗室为多求禄米，莫不广纳妾滕，广生子嗣，以至于宗室人口急剧膨胀，宗禄支出扶摇直上。
至嘉靖年间更是发展到了“天下岁供京师米四百万石，而各处禄米凡八百五十三万石”，宗室禄米数额倍于国课之数的地步。
地方无力供给，困于无措，宗禄积欠日甚一日。
北疆各府宗室因分封较早，人口繁众，封地又皆为民少赋薄之处，加之常年战乱而经济凋敝，宗室缺粮的局面较之内陆，更为严重。
朝野上下改革宗藩制度之议虽不绝于耳，但当政者或囿于祖训，或慑于宗室谋逆之忧，抱定“藩禁”政策不放松，“严之为禁，略无变通”，坐视困境而无以为策。
沿边各府中，又以代府宗室的处境最为堪忧。
大同各州县地土瘠狭，筹集禄粮已是力不从心，又因军饷浩繁，左支右吾，已极艰窘，伴随着宗室人口的激增，加上宗室的禄米倍增，宗室的日子是日益困顿，过得一天不如一天。
而边防又是大坏，大同惨遭鞑靼野蛮蹂躏，可以说是邑无完雉，堡尽血烧，社会生产遭到沉重破坏。
特别是两次兵变中，宗室们备受叛军逼迫，多有避患出城潜匿民间，颠沛流离。
一连串的打击过后，大同经济雪上加霜，满目疮痍，宗室箪瓢屡空，无以为生，苦不堪言。
当然，这其中还有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在推涛作浪，便是漠北的白莲教势力。
终明一代，明朝政府与白莲教势力始终处于对抗状态，白莲教势力为反抗明朝，频频勾结鞑靼，骚扰边陲。
因此基于这样的先天条件之下，苏超觉得于尧的计策还真的是有可行之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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