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裕王笑道：“这有什么不高兴的？以史为鉴嘛，孤王觉得现在多听听这些也是有好处的，你说是不是？”
苏超朝着裕王抱了抱拳，他知道裕王的意思是如果自己说得好说得对的话，等裕王当了皇帝，自然可以尝试着改变了。
“那好，那臣就大胆的说了。”苏超说道：“如果殿下觉得臣说得不对，尽管指证。”
裕王笑道：“你只管说就是，对与不对的，孤也不会说什么，孤王今日就是竖着耳朵听就是了。”
苏超谢过了裕王，这才说道：“大宋立国之初就有了治国的基本原则，就是防止武将篡权。
这也怪不得宋太祖会这么做，因为大唐之后到大宋建立之前，整个时期就是武将兴风作浪的时期。
武将手里有兵，就可以不受天子节制，甚至可以自己造反当皇帝，赵匡胤本人就是这么干的，所以他最怕别人也这么干，杯酒释兵权就是发生在这个历史背景下。
整个大宋时期，朝廷对武将都是非常压制的，武将稍微有点军功，就会有一大堆大臣提醒皇上要提防武将，防止尾大不掉之势。
别人不说，就是活狄青吧，此人忠心耿耿，是大宋前期期唯一可以拿得出手的名将了，也是在种种的猜忌下郁郁而终。
其实大宋在南迁之前的一百六十多年，基本上没有遇到过大规模的战争。
澶渊之盟后，宋辽交好百年，两边的军备都废弛的厉害，一百多年的时间，就没打过像样的仗，国家承平日久，自然会危机遍布。
与此同时，大宋这边还是在接连不断地搞着朝争，诸如范仲淹、王安石、苏轼、司马光之类，哪一个不是才高八斗、学富五车？
然而他们在政治上的理念分歧很大，也是互相整啊，所以我们会看到他们在贬官某地后所写的佳作。
比如范仲淹贬官后写成《岳阳楼记》，王安石贬官后写成《泊船瓜洲》，苏轼贬官后写成《江城子•密州出猎》，司马光自贬后编成《资治通鉴》。
由此可见，他们在当政的时候所有的精力都用在了朝争之上，真正为国为民的事情并没有做多少。
还有就是靖康之变后掳走的不仅仅是那些皇族，还有当时全国最顶尖的那些治国精英，他们被掳走，其实也就相当于宋朝的文脉断了。
南迁之后，大宋的朝廷可以重建，皇帝可以重找，但是这文脉，那是重建不起来的。
既然文脉已断，那就只能再造文脉，然而，再造文脉的这个人，并不是像范仲淹、王安石那样的大家，而是秦桧这样的奸臣小人，可想而知，大宋南迁之后国内的氛围会是怎样的一种状态？
那些我们熟知的奸臣，如史弥远、贾似道都是秦桧一脉相承的，他们延续的不是大宋的文脉，而是秦桧这个奸臣的文脉，然后有样学样，陷害忠良，惑君误国。
大宋南迁之前的军事实力弱，那是因为久疏战阵，边境安定，国家承平日久，去当兵的都是一些犯人和社会闲散人员，人数虽多，但战斗力很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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